土塬北面与三门村相通的唯一路径因塬顶成了果园而铁门紧锁，枣刺密扎。叫了很多声，里面却没人应答。于是，我只好剥下平日的斯文相，把门上捆扎的枣刺拽出容下身体的缺口，翻门逾墙而入。
摄于1931年的禹门口大禹庙。（资料图片）
行走在禹王庙遗址上，我觉得脚步异常沉重。满地破碎却纹饰斑驳的唐砖宋瓦灼痛着我的眸子硌疼着我的脚掌。辉煌于大河上下的禹王庙，香火繁盛于历朝历代的禹王庙，已彻底掩入我趟起的尘土踏倒的枯草之中。
中国古代或长或短的王朝，都不曾逃脱黄河洪水的劫难。面对劫难，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付出惨重的代价，一遍又一遍地经历着创造与毁灭的轮回。正是这一原因，许多帝王的案牍上，留下了“大禹治水即治国”的古训，大河上下赤县神州的许多地方，都建有祭奠大禹的祠庙。
黄河流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相当长时期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因此，黄河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王朝的运祚。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大发展必须有水利事业的大发展作保障。同时，黄河治理的好坏，也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生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治水即治国，是历代王朝应对频繁洪灾总结出来的首要国策。
一部中国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黄河治水史。
治黄的成败，是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大禹平定水患，是人类第一次挣脱自然力的奇迹。大禹治水，是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启程点。面对“百水之宗”的黄河，后代帝王再也没能重现大禹的功迹。
翻检黄河的编年册，映入眼帘的是一组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从先秦到民国的2500年中，黄河共决溢1590次，改道26次，可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两汉400多年，黄河决溢14次。唐代280余年，黄河决溢18次。五代时期50余年，黄河决溢14次。北宋160余年，黄河决溢50次。明代276年，黄河决溢127次。清顺治在位的18年，黄河决口20次；康熙元年至十五年，黄河决口竟达45次。
黄河决溢造成的损失之大，也令人闻之胆寒。
历史上，黄河曾北走天津，南下淮河，六次漫灌开封。当年繁华居世界城市第一的北宋都城东京，深埋在今天开封城9米的地下。明崇祯十五年，黄河水漫开封，把明代开封城埋入地下６米，死亡人口达35万。
1933年，黄河决口54处，淹没冀、鲁、豫三省30余县，死亡近1.8万人，造成灾民364万，财产损失2.3亿银元。
1938年，国民党扒开花园口，导致1250万人受灾、89万人被淹死，财产损失高达9.5亿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