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游所选择的绿意膨胀乱花迷眼的时节，对远古人类却意味着青黄不接食物匮乏。于是，部落的男人女人拿着棍棒石块弓箭结伙到韶山的山坡沟壑打猎，有着养儿育女任务的母亲们负责看守家园。生存的危机激发着每一个部落成员都不能有丝毫懈怠，留守的母亲们不仅要带好孩子，还要为氏族烧制生活的必需品。那应该是一个晨曦初露的早晨，在如纱掩映的薄雾里，一群女子结伴来到水滨的窑场，手拉着手开始踩踹沤透的胶泥。那时的孩子也与当今的孩子一样好奇，他们模仿着母亲，在另一处泥堆上嬉戏。于是，粗大的脚掌和瘦小的脚掌发出的或大或小的吧唧声，立即传响成水湄的快乐。从艺术起源于劳动推断，这种踹泥的动作，应该是舞蹈的源头。
脑海里的原始制陶画面来自我小时候学校附近的烧制瓦盆瓦罐的窑场。与我曾见过的烧陶场面不同的是，原始人对身体的遮挡要比今天的人少得多，她们干起活计无需挽起裤脚脱下上衣。由于那时的劳动强度很大，大到经常要与野兽赛跑、角力，重体力活也不像现在这样完全由男人来做。因此，那些烧陶的女性绝对没有现代女性视如生命的线条，当然也不会有当今蜂腰鹅颈的骨感美人观念。
5000多年前的那些绿肥红瘦的春天，腰间围着葛麻织物的粗壮女人们把泥踹熟以后，便分别挖起一团放在慢轮上，用手搓成泥条，再盘成泥筒，然后不停地用手沾着水向上拉伸，按照需要制成各种器物。早期的陶器没有任何装饰，制作技艺的高低，只能表现在造型的合理与否和陶壁的薄厚上。第一次花纹的出现可能非常偶然：制好的坯胎在晾晒时不慎翻倒，湿软泥壁上印上的草叶树枝痕迹在烧制后显得异常美丽。于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子便不满足红陶的拙笨，开始有意在泥坯上描绘眼里看到的植物和动物。图案由简而繁，做工由粗而细。再后来，受氏族成员普遍欢迎的部分器物开始抢手，制作这种器物的女子便从渔猎农耕中分离出来，成为类似于当今陶艺师的职业。公众需求产生的成就感，更加激发出她们表达幻想和激情的渴望，人类历史上最早最伟大的艺术创作，就这样宣告诞生了。
或厚或薄、或带花纹或不带花纹的陶片，在我手掌上凝固成奇谲幻想。抬起头来，四月的仰韶村，已被盛开的梧桐花蓊郁成一片瑰丽的霞蔚。我想，当年那陶窑里熊熊燃烧的木柴映出的火光，一定比眼前的紫霞更为艳美。
三
“崤函古韵”之三《仰韶读陶》
田间地头花的娇艳草的妩媚禾苗的茁壮，和着春日空濛的氤氲，把已经演进了5000多年的仰韶村装扮得灿烂而宁静。徜徉在树绿花红的仰韶文化里，享受着这片厚重黄土中渗出的远古气息，每个踏访者，都可能产生透视远古先民生活场景的欲望。在这里捡拾的每一个陶片，都可能是一个时光隧道的按钮，让人刹那间回到文明的源头。
尽管中华文明一源说早已被考古史料否定，但黄土文化对中华民族成长的决定意义却毋庸置疑。当年的华夏先民逐水而居，一是为了生活上取水方便，二则是因为河流冲积形成的肥沃地表土利于耕作。为印证自己的想法，我俯下身子，用手掌按压麦垄之间，立即感觉到黄土的疏松，感觉到黄土因挤压而上升的深层水汽。这样的土壤，有利于粗笨拙钝的石制骨制木制农具的耕作。我想，这也许是中华文明首先在黄土区域发展兴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