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三门峡谷、闻名遐迩的中流砥柱被誉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的象征。古往今来，它虽历经风霜雪雨的侵袭和惊涛骇浪的冲刷，却始终岿然不动，迄今仍傲然屹立于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下方的激流中。跨越五千年，中流砥柱用一双历史的眼睛，从传说中的禹开三门、疏导入海到现实中的拦河筑坝、综合利用，从“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的铿锵誓言、豪迈探索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生动实践，见证了黄河治理从治标到治本的漫长的“渡过”，也见证了作为黄河治本开山之作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峥嵘岁月和风雨历程。三门峡水利枢纽，这座承载着国人“俟河之清、千年一梦”愿望、代表根治黄河伟大开端的探路工程，这座曾经举世瞩目、有过无数灿烂荣光，却又历经曲折、饱经磨难的钢铁硬汉，以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踏平坎坷、昂然奋起，不但实现了让黄河岁岁安澜的初心梦想，而且粉碎了数十年水库便将淤废的消极预言，通过冲淤平衡保持了青春活力，并继续在建设安澜河、幸福河的新时代征程中铁臂担纲、砥柱中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1960年开始蓄水运用到现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已经整整过去了60个年头。站在一甲子的新起点上，穿越云烟，追根溯源，回望三门峡从进入治黄视野到多国坝址勘测，从三下三上的决策到全国支援的建设，从两次工程的改建到三次水库运用方式的调整，从在泥沙中沉戟的磨难到综合效益的发挥……那段波澜壮阔、跌宕激越的历史，对于讲好黄河故事、传承治黄精神、坚定“四个自信”，为建设幸福河凝聚人文智慧和精神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治标到治本——“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条与幼发拉底、尼罗河、恒河齐名的世界大河，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催生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成为每个炎黄子孙爱意深沉的生命之河。然而，黄河自古以来又是一条桀骜不驯、多灾多难的“害河”，其以善淤、善决、善徙，含沙量高、治理难度大而闻名于世。据史料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在下游泛滥决口达1590次，其中大的改道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造成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成为“民族之忧患”。“黄河宁，天下平”，消除黄河水患因此成为国家安民兴邦的大事。
一部治国史同时也是一部治黄史，中华民族自诞生之日起便竭力寻求与黄河的相安和解。大禹斧劈三门，引导黄河滚滚东流后，从西汉贾让的“治河三策”到东汉王景的“宽河行洪”，从北宋王安石的“引黄放淤”到明代潘季驯的“束水攻沙”，再到清代靳辅、陈潢的“筑堤分水疏浚”，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当时的黄河均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略，但囿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以及认识水平，都没有根本改变黄河决溢泛滥以至改道的被动局面，反而河堤越筑越高，成为悬在两岸人民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20世纪的中国，国门洞开，曾两次留学德国，有着哲学与自然科学双重知识背景的学者型水利专家李仪祉，运用近代科学理论，提出了黄河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治河思路，一开数千年只注重下游治理而不追寻灾害源头的误区，开创了向上中下游治理并重转变的先河，实现了治河方略的重大突破。这位民国时期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首提在黄河中上游干支流兴建水库、以“停蓄过分的洪水量”的重大主张，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黄河中游的三门峡区域。1935年11月，他在清华大学礼堂作《黄河流域之水库问题》的讲演，郑重发声：“因三门以上的地质地形皆极相宜，若设水库于是，而减小黄河洪峰，诚堪欣幸也。”
李仪祉的治河主张使治黄思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新中国探求根治黄河水害之路提供了重要启发和借鉴。新中国的第一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王化云，着眼于探究黄河治本之策，通过研究历代治河方略和大量实地考察，结合自已对黄河客观规律的认识，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黄河治本理论。1949年8月，他与副主任赵明甫联名在呈报给当时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一文中谈到：“我们治理黄河的目的，应该是变害河为利河。治理黄河的方针应该是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流和支流兼顾”。认为根除河患，必须采取节蓄洪水的办法。1952年5月，王化云在所拟《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拦蓄的办法是修筑干支流水库”。他认为，黄河确有为害的一面，但黄河有450亿立方米的水量（当时的统计数字），有许多优良的坝址，如果“把它开发起来，不仅可以除害，而且对于工农业的建设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该把它看做是人民的一个大富源。”
心系大江大河治理的周恩来总理，后来在1964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治黄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治理黄河总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深化和提升了治黄理论。他说：“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
从被动应付到主动作为，从治理黄河水害到开发黄河水利，从单一防洪到综合利用，自新中国开始，黄河治理走上了一条从治标到治本、从除害到兴利的崭新道路。在这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上，兴建水库大坝成为不可或缺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一环。
坝址勘测——“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随着治黄思路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国门的逐渐洞开，二十世纪上中叶的黄河治理不但为国人所关注，也让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们睁大了眼睛，并纷纷踏足。自民国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年间，连同中国在内，共有七个国家的数百位水利专家来到黄河岸边，勘测河势，绘制蓝图，做起让黄河低头的梦想。这些勘测，毫无例外都为探寻合适的坝址而来。而探测的结果，众多的金手指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位于黄河中游的三门峡。
三门峡是黄河冲出晋豫峡谷折向东流的一道险峻峡谷。这里两山相逼、峭壁对峙，惊涛拍岸、浊浪排空，“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相传当年大禹治水将拦路的高山劈开，形成“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三门峡与其下游不远处千古不摧的中流砥柱一起，成为黄河上一个传奇美丽而惊心动魄的所在。
三门峡谷的平静在20世纪30年代被悄然打破。1934年，荷兰水利专家尼佐夫和英国水利专家柯德受国际联盟派遣，来华考察黄河，第一次提出了“在各大支流汇合处以下修水库”的设想，三门峡是可修水库的备选地之一。1935年秋，中华民国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测绘组挪威籍主任工程师安立森，奉委员长李仪祉之命，根据“各大支流汇合处以下”这一原则，率领一支小分队按图索骥，沿黄开展了水库选址活动。经过反复比较和筛选，将眼光瞄准了三门峡。安立森在查勘报告中称：“距陕州八英里有激流名曰三门，诚为一优良水库坝址，可以建设截留洪水流量的水库，为防洪及防沙之用。”翌年，安立森因功劳卓著，荣获国民政府颁授的“五等彩玉水利勋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华，在烧杀抢掠之外，他们贪婪窥视着中国的富饶资源，黄河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他们觊觎的战略目标。1941年6月，日本东亚研究所第二调查（黄河）委员会技术负责人富永正义，带领一支庞大的考察队伍到黄河查勘测绘，五年整理出文献汇编、调查报告、设计规划193件，并形成一部令人咂舌的多学科综合性的黄河治理开发梯级方案。三门峡同样落入这群嗜血而精明的日本人眼里，在第二部会和第四部会形成的《黄河治水调查报告书》和《黄河水力发电调查报告书》中，他们甚至详细制定了三门峡水电站的完整开发计划：“在上述黄河发电地点中，三门峡最值吾人注目。盖此处一经建坝，除能获得莫大电力之外，下游水患即可防止，其效果特为显著，务期从速完成。”“工程分两期开发，第一期库水位325米……汛期限制水位319米……发电出力第一期工程27万至63万千瓦，第二期112万千瓦”。计划虽好，但还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日本帝国主义就已经战败投降了，三门峡这块战略要地成为了他们不无遗憾的痴心妄想和南柯一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黄河迎来了国民政府专门请来对黄河进行治本研究、进行多目标开发的美国顾问团成员。这个包括美国工程师兵团总工程师雷巴德中将、水力发电专家萨凡奇博士、美国铝业公司水力总工程师葛罗同中校等水利专家在内的黄河顾问团，在沿黄河考察并激烈争论后形成了《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提出“对最有可能选作坝址之地点三处，分别设计及作估计……选择其最经济者。”同年，留美硕士、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国内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率黄河治本团一行7人考察了黄河河南孟津至青海贵德段后，在其《黄河治理纲要》中这样论述：“河在陕县孟津间位于山谷之中，且临近下游，故为建筑拦洪水库之优良区域。其筑坝之地址，应为陕县之三门（峡）及新安之八里胡同。”亦将三门峡列为理想坝址之一。
黄河的查勘与坝址的选择，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头工作。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和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先后多次组队对黄河及支流进行查勘和资料整编，为编制黄河规划进行积极准备。在1950年3月至6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特聘清华大学冯景兰教授和河南地质调查所曹世禄两位地质专家参加的黄河查勘中，对比了三门峡、八里胡同、小浪底、王家滩四处坝址，从地质条件方面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新中国的第一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曾重点对三门峡、小浪底、芝川、桃花峪等对下游防洪具有重要作用的坝址进行过多次考察，其中对三门峡坝址考察过4次。在1952年春与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及两位苏联专家共同考察三门峡河道两岸形势及地质情况后，认为该处建坝条件优越，值得进一步详细勘测。
出于对苏联政治与技术上的信任，新中国决定请苏联专家帮助我国编制黄河规划。编制规划的前提是进行黄河资料收集与现场查勘工作。1954年2月，由120多位中苏专家组成的庞大查勘团，历时4个月、行程2万余里，从兰州一路查勘到入海口。当看到三门峡坝址时，专家们眼睛一亮。3月在西安召开的座谈会上，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在总结发言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从龙门到邙山，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坝址。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对于有人提出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大的问题，柯洛略夫认为：“为了解决防洪问题，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查勘团的同志最后一致同意苏联专家组的意见。三门峡就这样，再一次被“圈定”。
几十年、两个朝代的无数次现场查勘，不同国籍、各路专家的慎重把脉会诊，之所以“英雄所见略同”，在众多的坝址中，纷纷将青睐的目光投向三门峡，应该说绝不是轻言妄语、率性而为。三门峡的优点，在专家们看来，至少有以下四条：一是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最狭窄的河段，容易形成“小口大肚子”型的理想水库；二是三门峡谷深流急、落差大，建坝后可以产生可观的水力发电量：三是三门峡地质优渥，坚硬细密的闪长玢岩，是坝基的上佳之选；四是三门峡作为黄河的最后一道险峡，控制着黄河流域面积的91.5%,黄河水量的89%、来沙量的98%……如此得天独厚、显著而丰富的地质地形条件和优势，也难怪大浪淘沙后，三门峡成为各位专家眼里共同的“金子”。
决策上马——“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
虽然三门峡坝址被广泛认为是绝无仅有的建坝良址，但是，决定修建这样一座对治黄工作具有重要影响、担负重大使命的治本探路工程，除地质地形条件外,经济因素、淹没损失、效益程度……等等等等,也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综合考量的重要方面。也正因如此，在慎重决策的根本原则下，三门峡大坝工程，历经若干次会议研究讨论和反复权衡比较，经历一波三折、三上三下的跌宕起伏后，才最终经全国人大代表举手表决通过而上马。
1949年8月，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联名向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报送《治理黄河初步意见》，第一次正式提出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的治本措施，建议从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选定一个进行地形、地质和水文资料的观测和收集，进而从事规划。鉴于黄河的主要病源是泥沙问题，对于黄河上能否修建水库有所疑虑的王化云，受水利部长傅作义在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报告相关内容的启发，多次组织人员到东北号称“泥龙”、含沙量有62%的柳河考察闹德海水库，又考察了松花江上的丰满水库后，对在多泥沙的黄河干流上修水库建水电站有了具体的概念，也增加了信心。
然而，黄河干流修建大水库的主张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不少人认为从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来看都有较大困难，因而提出在支流上建土坝、从支流解决问题的主张，三门峡建库方案由此经历了第一个起落。黄河水利委员会随即对各大支流进行全面查勘，找到支流坝址数十处，但经计算发现问题存在花钱多、效益小、需时长、拦洪机遇不十分可靠、交通不便和施工困难等诸多问题，认为仍需从干流的潼孟河段下手。此时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从开发黄河水力资源的角度出发，也积极主张在干流上修建大型水电站，于是三门峡水库又迎来了峰回路转的机会。
1952年5月，王化云所拟的《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经中央农村工作部上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时，黄河水利委员会拟定了一个从1953年起开始的黄河10年开发轮廓规划，主张在干流上首先修建三门峡（或王家滩）水库。把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由1950年提出的350米提高到360米高程，拟用大水库的一部分库容拦沙，以解决水土保持不能迅速产生减沙效益的矛盾，尽可能延长水库寿命。
三门峡建设大水库的主张由于淹人淹地较多，一部分提出了反对意见，有鉴于此，为慎重起见，三门峡方案第二次被搁置起来。于是，从淹没损失的角度出发，1952年下半年起，黄河水利委员会又开始研究淹人淹地相对较少的邙山建库方案，并于9月和10月分别向河南省委和到河南视察黄河的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该方案。邙山建库方案有滞洪和冲沙两种方案，投资都在10亿元以上。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10亿元是个庞大的数字。花费10亿元之巨的投资，而综合利用效益却并不显著，谁愿意做这样不合算的“买卖”呢？算来算去，比来比去，不但地址地形条件优越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黄河水患、同时还能产生灌溉、发电、航运等诸多综合利用效益的三门峡水库再度引起重视和关注，第三次浮上水面。
1953年2月，王化云在第二次给毛泽东主席汇报治黄工作时，报告了由邙山水库转到三门峡水库的原因。此后不久，水利部对修建水库解决下游防洪问题，给出了明确指示：第一，要迅速解决防洪问题；第二，根据国家目前的状况，花钱、淹人都不能过多，钱不能超过五亿元，人不能超过5万人。按此指示，三门峡不符合第二个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于是重新规划，提出了建设邙山与芝川两个水库的方案，并在给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报告中推荐了这个方案。
没想到，被邀请来华帮助制订黄河规划和援助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组又一次改写了黄河坝址的命运，并且决定了未来走势。1954年上半年，苏联专家组在全河大查勘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比较后，无可辩驳地强力推荐了三门峡建库方案，否定了邙山方案。同年10月，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由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任主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为副主任，水利部张含英、钱正英，地质部宋应，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黄河水利委员会王化云、赵明甫，以及国家计委、燃料工业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任委员、阵容强大豪华的黄河规划委员会编制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该报告明确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指出：“在选择第一期工程时，必须能够解决防洪、拦沙、灌溉、发电以及航运等综合利用的任务。在黄河中游，只有三门峡是唯一能够达到这样要求的水利枢纽。”至此，三门峡筑坝方案结束摇摆状态，正式得到方方面面的广泛认同和主管机构的书面肯定。此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又先后经过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中央政治局研究审查同意。
1955年7月18日，在这个火热的夏日，一个载入黄河治理开发史册的大事发生了！在备受瞩目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豪迈地指出：“我们要彻底征服黄河，改造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以便从根本上改变黄河流域的经济面貌，满足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时代整个国民经济对于黄河资源的要求。”“从高原到山沟，从支流到干流，节节蓄水，分段拦泥，尽一切可能把河水用在工业，农业和运输业上，把黄土和雨水留在农田上，这就是控制黄河的水和泥沙，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基本方法。”
报告中还以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引用郭沫若《洪水时代》“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的诗句，表达了国家对治理黄河的责任和决心，并对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及其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为主的第一期工程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当邓子恢的报告甫一结束，怀仁堂大厅内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千多位人大代表难掩激动之情，有的甚至于为此失眠，认为这是“翻江倒海写文章”。他们为黄河前所未有的美好远景而充满憧憬热望，也为它的第一期工程即将展开而倍感欢欣鼓舞。
经过代表们认真审议，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手表决，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黄河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要求国务院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保证工程及时施工。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创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纪元。会上通过的黄河治理开发规划，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黄河综合规划，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部经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审议通过的大江大河流域规划。它的实施，标志着人民治理黄河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而作为这个规划中第一期工程核心的三门峡枢纽工程，也通过这样民主而郑重的形式，成为黄河治理开发史上浓墨重彩、引人瞩目的一笔，成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项目。
工程开工——“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
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大会上，曾说道：“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由此可见，彼时的黄河治理开发吸引了多少关注的目光。世界尚且如此，国内的火热更可以想见。黄河综合规划通过之后，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对黄河的全面治理及综合开发迅速展开。三门峡水利枢纽作为黄河综合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和黄河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高坝大库，因无可争辩地成为“万里黄河第一坝”而备受各界瞩目。上至国家领袖和中央领导、下至各行各业各阶层各领域的各类人员，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在曾经荒僻的三门峡谷，掀起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热气腾腾、气冲霄汉的建设热潮。
为做好三门峡工程的组织管理和施工建设工作，1955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工程机构——三门峡工程局，并调湖北省第二书记兼省长刘子厚、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工业部副部长齐文川组成领导班子。如此高规格的配置，也显示出了国家对这项重点工程的极端重视和特殊关爱。1956年7月，工程局移师三门峡工地现场办公，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也从水利和电力两部、河南、湖北、福建、山东四省以及黄委、淮委等地方和单位调来大批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昔日寂寞的三门峡谷瞬间沸腾起来。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的重要社论。这篇社论犹如浩荡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也吹响了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汇聚支援三门峡建设的集结号，三门峡谷也由此成为了一块炙手可热的地方。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城市农村，男女老少，人人都把为征服黄河、建设三门峡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看作是莫大的荣幸和自豪。为了保证三门峡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央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派出优秀干部和职工到工地为工程建设服务，他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了三门峡市的第一代市民。除了直接为三门峡工程工作的人员外，供电部门跨越千山万壑，架通输电线路；交通部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修筑了河南省境内第一条柏油公路——会兴到三门峡大坝的公路专用线；铁道部门修筑了三门峡市区到大坝的铁路专用线，卫生部门从旅大市（现大连市）调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劳的康复医院组建成黄河三门峡医院……凡是建设三门峡工程需要的，无论是人是财还是物，毫无二话，都会想方设法跟上去。
三门峡工程更引以为豪的，还是中央领导的关怀关注。工程从酝酿决策到规划编制，从技术设计到机构组建，从开工建设到两次成功改建，都凝聚着周恩来总理的心血。为解决工程遇到的重大难题，周恩来总理三次亲临视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并两次召开专题会议，作出了关系工程建设大计的重要决策。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以及邓小平、李先念、彭真、陈云、陈毅、李富春、聂荣臻、邓颖超、罗荣桓等二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曾到三门峡工地视察，关心关注工程建设和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秘书长习仲勋还亲自参与了三门峡工程建设问题的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真知灼见。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视察后，欣然命笔，成诗《观三门峡枢纽工程》四章，并为建设者写下了“功迈大禹”的题词。
毛泽东主席虽然未曾来过三门峡，但是三门峡工程上马前后，他也多次听取汇报，始终牵挂于心，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江泽民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曾于1999年亲临三门峡大坝视察防洪工作，亲眼见证了三门峡工程发挥的巨大效益。
三门峡工程建设工地也成为文艺工作者纷纷向往的创作圣地和灵感之源，全国著名的诗人、作家、音乐人、歌唱家、美术家，各路豪杰都争先恐后到三门峡进行采风创作，与时代同步、为时代而呼、向人民而歌，由此诞生了以三门峡为主题的众多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1958年3月贺敬之创作的诗歌《三门峡——梳妆台》以豪迈情怀抒发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中“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和战斗激情，成为令人热血沸腾、广为传颂的诗歌名篇。郭沫若、郭小川、冰心等以三门峡为题的诗歌与散文，光未然的《三门峡大合唱》、徐迟的《三门峡序曲》、苏金伞的《三门峡短歌》、刘文金的《三门峡畅想曲》等音乐作品，吴作人的《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油画组图等等，灿若繁星，不仅鼓舞了工程建设者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干劲，也成就了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段载入史册的特殊的辉煌。彼时的三门峡，众望所归，人心所向，连贰元人民币、邮票上都有三门峡工程的影子，而一款叫做三门峡牌的香烟更是全国闻名，无人不知。
可以说，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开创了一个全民热情关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特殊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大坝建设——“必须保证质量是中国第一，甚至是世界第一”
三门峡工程是“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唯一的水利项目，也是建国初期国内修建的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水利枢纽工程。在没有前人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在当时综合国力还相当贫弱的历史条件下，在苏联专家中途撤退半路撂挑的艰难处境下，工程建设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服输的斗争精神和自立自强的坚毅品格，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质量，提前一年零八个月，让一座混凝土巨人于激流中拔地而起，创造了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泥沙河流上修筑大坝的历史，也创造了无数至今仍让人惊叹的工程奇迹和创新成果。
六十年前的三门峡谷，两万多名工程建设者，冒严寒，战酷暑，在艰苦的条件下，打响了挑战“三门天险”的战役，也开启了胆略与智慧的征程。1958年11月，三门峡工程进入黄河截流的关键阶段。黄河截流是三门峡工程建设的重要一环，截流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工程建设能否按期完工。1958年黄河是丰水年，到11月15日河水流量仍为2300立方米每秒，超过截流设计流量的一倍多。面对苏联专家推迟截流的建议，为避免三门峡工程拖期，建设者们迎难而上，刻苦钻研，经过多方努力，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种重达15～25吨的四面体三角形混凝土块，在河水流速高、合龙难度大等艰难条件下，仅用13天就完成了原计划30天的截流任务，为多泥沙河流上快速筑坝提供了重要经验。这个结果令苏联专家赞叹不已，称赞三门峡工程创造了世界截流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市区开发区广场和三门峡坝头黄河文化园，矗立着当年的两块截流石。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黄河治理开发过程中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重要文物，成为三门峡枢纽工程建设中科技创新的历史见证。
截流石的创造和使用只是三门峡工程建设者发挥聪明才智攻城拔寨的事例之一，工程建设中，还成功研制使用了混凝土掺用粉煤灰、大坝水泥、整体机械化安装立模、浮力式混凝土振捣器等新材料、新工艺。施工期间，建设者提出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7200多项，有效地提高了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与施工效率。
面对困难不服输的钻劲始终不渝，不仅在工程原建阶段，在后期的改建和运用中也同样如此。二期改建中，面对在40米以下进行深水作业，既要保证水库正常调度运用，又要创造干地施工条件的巨大难题，工程科技人员动脑筋想办法，不断摸索，最终创造性研制成功一个高41米、总重达84.4吨的庞然大物——“钢叠梁深水围堰”，解决了施工的关键性技术难题，并一举获得了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国内外在多泥沙河流上建设水工建筑物再次提供了经验借鉴。后来，三门峡建设者在没有国内外先例的情况下，试验成功采用环氧砂浆抗磨涂层，解决了泥沙对泄水建筑物的磨蚀问题，使浑水发电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又试验成功利用改性环氧金刚砂砂浆作为水轮机过流部件的抗磨损保护涂层，在实际运用中取得显著成效，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凝聚着科技人员的智慧，更凝结着广大劳动者超越常规的劳动奉献。1959年，三门峡工程提出“大干100万”、全年浇筑100万立方米混凝土的奋斗目标，建设者们夜以继日、只争朝夕，实干加巧干，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客观技术条件的不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工程建设史上的新纪录，也为三年时间用提前建成一座长713米、高106米的混凝土重力坝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门峡工程的建设，也是中国人民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精神的集中体现。1960年，正当三门峡工程即将完工之时，中苏关系遭遇寒流，三门峡工程同其它苏联援建的工程一样，受到了卡脖子的威胁。9月三门峡大坝拦洪后，急需安装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苏方却有意拖延不供。当时我国尚未生产过这种大型设备，周恩来总理果断决定我国自己设法制造。接受任务的太原重型机器厂，勇挑重担，为国争光，设计、制造了两台350吨门式起重机，解决了三门峡工程的燃眉之急。这年12月，三门峡水电站由苏联制造的第一台1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开始安装。因苏方将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扣留不给，使得因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遇到了技术难题。面对困难，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请人研究解决方法，并把全国各地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集体攻关。最终在短时间内总结出了一整套我们自己的水涡轮焊接及热处理工艺，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胜利地完成了水轮机转子焊接。1962年2月，三门峡工程第一台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并成功进行了试运转。后在三门峡工程改建中将其拆除，重新安装到了丹江口水电站。
在大无畏精神的引领下，三门峡枢纽工程建设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一年一个台阶。1959年7月，大坝按经济断面全线浇至310米高程，较设计工期提前两年起到部分拦洪作用，该年汛期入库洪峰流量12530立方米每秒，下泄量削至6260立方米每秒，缓解了下游洪水威胁。1960年6月，大坝全断面全线浇筑到340米高程，提前一年实现全部拦洪，9月开始蓄水运用。1961年4月，大坝全断面修建至353米的第一期工程坝顶设计标高，枢纽主体工程基本竣工，较设计工期提前一年零十个月。在创造高速施工记录的同时，工程质量也在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下得到了突出保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后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曾两次视察三门峡，指出：“必须保证质量是中国第一，甚至是世界第一。”1962年，三门峡枢纽工程经全国大型水电工程质量检查组和国家组织的拦洪验收委员会检查和评定，一致认为质量良好。而今，历经住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工程运行五十多年后的2016年，经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对大坝运行理、结构安全、渗流安全、抗震安全等10项指标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防洪能力、大坝结构与渗流安全性、金属结构安全均满足要求，综合评定为安全“一类坝”。
工程改建与水库运用方式调整——“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三门峡枢纽工程虽然有很多高光时刻,创造了不少耀眼的“第一”：第一座由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建设的水利工程，第一座在黄河干流上修建的控制性水利工程，第一座高百米以上、第一座采用机械化施工、第一座使用大跨度的缆索起重机、第一座在大江大河上进行立堵进占截流的混凝土大坝……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从孕育到诞生、从设计到建设、从建成到运用，始终伴随着疑虑与争议，经历了许多曲折与磨难。但是，它就像打不垮的小强，在斗争中不断强大，在苦难中走向辉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探索和自我完善，历经两次大的改建和三次水库运用方式的调整，三门峡工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并向世界贡献了解决泥沙问题的“中国智慧”，为国内外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斗水七沙”，复杂难治。由于帮助我们进行工程设计的苏联专家没有在多泥沙河流上兴建水库的经验，按照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设计理念进行设计施工，同时也由于我们对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估计不足和对上游水土保持工作过于乐观，三门峡大坝建成运用后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水库于1960年9月蓄水运用后虽然短暂出现过河槽下切、泥沙冲刷的好势头，但一年后即发生严重淤积。至1962年3月，330米高程以下库容由原59.3亿立方米减至43.6亿立方米。库区淤积“翘尾巴”上延，潼关站1000立方米每秒的水位抬高4.31米，渭河口出现“拦门沙”，致使渭河下游过洪能力降低，威胁到关中安全。为解决水库泥沙淤积影响潼关高程问题，三门峡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工程改建与水库运用方式调整的探索之路。
1962年3月，水电部决定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会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三门峡水库问题，之后又多次召开有关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的技术讨论会。1964年12月，国务院治理黄河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黄河治理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上，研究了三门峡工程是否改建以及如何改建的问题。经过百家争鸣，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确定了简称“两洞四管”的施工方案，即：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电站坝4条原建的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管道。1965年1月，“两洞四管”工程经国家计委和水电部批准，由北京勘测设计院设计。建设者们克服水库防洪防凌运用给现场施工带来的困难，解决了滑坡、水下清淤、水下混凝土施工及在悬崖峭壁下作业等难题，使改建工作顺利进行。“四管”工程于1966年5月完工，工期仅一年半，较设计提前一年。“两洞”也于1967年8月和1968年8月相继投入运用。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第一次改建完成后，泄流能力增大了一倍，对减少库区淤积起到了积极作用，潼关以下库区开始由长期淤积变为冲刷，到1968年10 月，水库高程330米以下的库容比1964年10月恢复了3亿多立方米。但由于还有20%的泥沙淤积在库内，为进一步研究解决办法，1969年6月，根据周恩来总理批示，由河南省委主持，在三门峡市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和水电部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史称“四省会议”。会议研究决定进行第二次改建，改建原则是：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方案是：挖开1至8号施工导流底孔；改建电站坝1至5号机组的进水口，将进水口高程由原建的300米降至287米；安装5台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
第二次改建工程于1969年12月开工，至1971年10月，先后打开8个施工导流底孔投入泄流排沙运用。1973年12月第一台机组发电，1978年12月5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投入运用。经过两次改建，增加了泄流排沙设施，降低了泄水孔高程，加大了泄流排沙能力。1974年12月，新华社发表了题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胜利》的长篇新闻专稿，再一次让三门峡工程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看到了这一报道，深感欣慰，并让人打电话进行了求证。
为解决底孔投入运用后出现的严重磨损和气蚀问题，从未停止探索、不断追求大坝完善的三门峡枢纽决定对底孔进行修复和再次改建，称之为二期改建。1984年10月二期改建开始试验性施工至2003年6月，历时近20年。三门峡枢纽泄流工程二期改建基本完成，泄流排沙孔洞增至27个，全启（闭）时间由18个小时缩短到8小时以内，315米水位高程下泄洪能力达到9701立方米每秒，基本实现了四省会议确定的目标，对设计频率的洪水起到了减少滞洪量、降低坝前水位的作用，同时提高了冲沙效果，在335米高程有效库容保持近60亿立方米。
在进行两次工程研究改建的同时，随着黄河防汛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对黄河水沙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经过深入研究和探索，经历了从“蓄水拦沙”阶段（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到“滞洪排沙”阶段（1962年3月至1973年10月）再到 “蓄清排浑”阶段（1973年11月至今）的转变，为三门峡水库实现冲淤平衡，长期保持有效库容，持续发挥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及生态效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治黄的历史,就是不断探索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认识黄河自然规律、把握黄河规律、修正治河方向的历史。在1964年的国务院治理黄河会议上，在听取了各方面对于三门峡工程改建的意见后，周恩来总理说：“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三门峡枢纽工程改建和水库运用方式调整的艰苦过程，可以说是新中国党领导人民治黄事业不断探索发展进步的时代缩影，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三门峡工程在治理多泥沙河流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引起世界瞩目。1978年，美国河工代表团参观三门峡后说：“你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沙黄河上取得修建水库、综合利用的经验将载入史册。”1980年的国际泥沙会议、1983年的世界大坝会议、1985年的世界土壤侵蚀会议等多次国际会议都高度评价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成就。美国为解决波多黎歌水库泥沙问题、巴基斯坦为卡拉巴格工程的泥沙问题都借鉴了三门峡的成功经验，德国、日本、伊朗、孟加拉等国水利专家都来过三门峡学习经验技术。国内的三峡、小浪底工程更是吸收了三门峡工程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治理泥沙方面避免了走弯路。可以说，三门峡大坝是多泥沙河流治理的先驱和探路者，它以自己的曲折坎坷换来了其他枢纽工程的光明坦途，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合效益发挥——“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三门峡水利枢纽——这座寄托黄河变清梦想、肩负黄河防洪减淤重任的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蓄水运用以来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虽然历经曲折，一路跌跌撞撞，但它不断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毅顽强的意志从挫折中昂然奋起，在黄河防洪、防凌、供水、灌溉、调水调沙等社会公益性任务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为黄河治理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盘点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效益与成就、作用与贡献，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八条：
确保黄河岁岁安澜。三门峡水利枢纽兴建的“初心”，就是要彻底解决危害数千年的黄河水患问题，还两岸人民以幸福安宁生活。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成，标志着黄河下游的防洪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为不仅依靠堤防，还依靠水库、河道和分滞洪措施等的综合防洪工程体系。自1964年以来，三门峡以上地区先后出现6次流量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由于三门峡水库及时控制了“上大型洪水”，同时对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的大洪水也发挥了错峰和补偿调节作用，从而减轻了下游的防洪负担和漫滩淹没损失，确保了60多年来黄河下游岁岁安然无恙，彻底改变了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苦难历史，使黄河治本的千年梦想成为可能。“黄河安澜、国泰民安”，三门峡大坝坝体上这醒目的八个大字，既昭示着三门峡大坝的责任，也展现了三门峡大坝的功绩。
实现下游凌汛安全。凌汛灾害是黄河下游的严重灾害之一，且防守十分困难。自1880年到1938年的59年中，黄河下游有21年发生凌汛决口，“冰催浪涌，房屋拥倒，冻馁而死者不计其数”。三门峡水库建成运用后，黄河防凌进入了一个由过去的破冰为主转变为以调节河道水量为主、破冰为辅的新阶段，通过利用水库控制下泄流量，避免武开河，保证了黄河下游防凌安全，使两岸人民不再饱受凌灾之害。小浪底水库建成运用后，
提供充足灌溉供水。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运用以来，黄河下游的引黄灌溉事业实现了较大发展。三门峡水库每年利用凌汛和桃汛蓄水，为下游春灌保持了14亿立方米的蓄水量，在黄河下游春旱时一般可使河道流量增加300立方米每秒，大大提高了下游引水的保证率，成为下游沿黄地区可靠的水源，为农业增产增收提供了重要保障，对改变沿黄地区的面貌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时三门峡水库还多次为河北、天津、青岛进行供水，为促进黄河下游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调水调沙减淤。自2002年以来，黄河水利委员会连续组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三门峡水库均在其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为小浪底水库人工塑造异重流排沙出库提供了强大动力，不但改善了小浪底库尾泥沙淤积形态，而且使黄河下游主河道过流能力从1800立方米每秒，逐步恢复到3500立方米每秒以上。通过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水沙联合调度，最大限度地把泥沙输送入海，为减少下游泥沙淤积、防止土地盐碱化发挥了重大作用。三门峡水库作为黄河防洪减淤体系和水沙调控体系的干流控制性工程之一，在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后，防洪、防凌运用方式虽有所调整，但仍承担重要的防洪、防凌任务。2014年国务院批复的《黄河防御洪水方案》指出：三门峡水库是黄河干流具有防洪防凌任务的骨干水库。三门峡、小浪底、陆浑、故县、河口村水库联合调度，承担黄河下游防洪任务，三门峡与小浪底水库共同承担下游河段防凌任务。
提供清洁电能。三门峡水电站自1973年12月至1979年1月，五台水力发电机组相继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相继扩装了6号、7号机组，并对1～5号机组进行了技术更新改造，总装机容量提高到45万千瓦，年发电量从最初的不到10亿千瓦时提升到2020年的23亿千瓦时，并且突破了汛期不能发电的禁区，40余年来共计发电560多亿千瓦时，对缓解华中电网供电紧张状况起到了明显作用，为促进环保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培养大批水电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曾说：三门峡大坝是“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摇篮”，工程建设锻炼、造就了一批能打硬仗的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施工队伍，总数近两万人。这些人员的足迹遍及青铜峡、三盛公、葛洲坝、丹江口、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陆浑、龚咀、故县、龙羊峡等水利水电工地，他们把在三门峡积累的宝贵经验灵活运用于各水利枢纽的实践，把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调节区域气候。三门峡水库蓄水运用后，逐渐形成黄河中下游最大的库区湿地。每年蓄水期间，库区水面对三门峡及周边空气的温度和湿度起着良好的调节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湖泊湿地型气候，吸引了白鹤、百鹭、灰鹳、白天鹅等各类野生动物栖息68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就有9种。1995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三门峡库区湿地成为河南省最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2003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每年冬季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来此越冬，让三门峡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天鹅之城。
促进城市发展。黄河岸边的三门峡市被喻为“黄河上飘来的城市”，可以说没有三门峡工程的上马就没有这座城市的诞生。1957年随着三门峡工程兴建上马，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三门峡市（省辖市），并从全国各地移民为枢纽建设者和城市居民做好生活供应和后勤服务工作。依托三门峡枢纽工程建设，在会兴小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门峡市，已发展成为拥有260万人口、工业布局完善、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的豫西名城。与三门峡工程相伴而生，因水而兴的三门峡市，“黄河三门峡、美丽天鹅城”成为它最亮丽的名片。
如今，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迎来了黄河治理开发的崭新时代。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擘画了黄河治理保护的美好蓝图，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让砥柱石旁的三门峡，也再一次看到了发展腾飞的历史机遇。无论是认真研究黄河水沙条件变化着力提升枢纽功能，还是切实挖掘历史资料传承弘扬丰富厚重的黄河三门峡文化，三门峡水利枢纽都有大量的工作可做，都有大量的工作在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三门峡这颗曾经灿烂辉煌也有过失意黯淡的黄河明珠，以历史为镜，找准定位，锐意担当，正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大踏步前进，努力续写新的荣光。（孙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