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靖 华
曹培元，字植甫，河南卢氏县五里川人。生于一八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卒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四日（以农历计）。前清秀才。以学识论，本可得到更高的功名，但他痛恶时政腐败，又悯家乡文化落后，所以得秀才后，就从事教学，把功名放弃了。
他从二十来岁就教书，一直教到八十多岁，耳聋眼花，失掉劳动力后，才放弃教书的。毛主席所称道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给他写的《教泽碑文》中说：
他“专心一志，启迪后进，……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
这些话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确是和青年学生携起手来，并肩前进的。从清末起，他就在朱阳关“义学”教书。所谓“义学”，就是官学，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学校，因为学校有校产，一切费用，由校产开支，学生不付任何费用。
朱阳关是当年交通孔道，北通灵宝、陕州，东通襄阳、樊城，与武昌、汉口相连。它的正式称呼是“河南陕州直隶州分州”。所谓“直隶”者，是“直属”之意，是直属于陕州的一个“分州”，因卢氏县所管的面积大，把朱阳关分出来，作为直属于陕州的一个“分州”。它的行政地位比县高，是直属于陕州的一个“分州”。
当年朱阳关有道街，有两个衙门：在街东头的叫“东衙门”，在街西头的叫“西衙门”，也叫武衙门。前者管民事，后者管治安，即管武装部队。朱阳关有一所学校，即“义学”，也就是分州的“学院”吧。我父亲就在这里教书。那时，我很小，他带在身边不便，所以把我放在家乡就地上学。我的老师，从来只教学生读书、背书，一个字也不讲。因此，读了两年，连《三字经》的头一个字，即“人之初”的“人”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父亲了解后，就把我带到朱阳关，跟自己读书去了。这我才开始了真正的学习。
他教书的办法是不但教学生会读，会写，明白意思，而且还要会用。这是我学习的开端。我的中文勉强能够使用，完全得力于父亲的启导。他教书还有一个办法是“比较”，比如两个字、词或句法，基本意义相同，而作者行文时，用这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在两相比较之下，他能从比较中讲出所以然来。一般说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能把这所以然的道理，用种种的比较，事例，讲出来。
中国是以农立国，旧时代，放假的安排都服从于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上学，无所谓寒暑假，只有农闲、农忙之分。父亲当年不管在学校也罢，在农田也罢，随时随地都在工作与学习之中。
清末民国初年，父亲很喜欢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笔，喜欢他的“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饮冰室”气势，不喜欢死文章。这对我的国文习作，很受影响。当年，在朱阳关的同学中，年龄最大的是张腾汉，他是朱阳关井沟人。我那时六、七岁，他常把我抱在怀里睡觉，在院中柏树下散步，口中念念有词，学背古文。
“五四”运动中，父亲又从文言文而改用白话文，紧跟着时代潮流前进，这曾引起当年一些老先生不以为然。这现在看来是极平常的小事，但在当时确是难得的。这就是鲁迅先生给他写的《教泽碑文》所说的“与童冠而俱迈”。当年，在“八百里伏牛山”的深山野林里，在“开风气之先”这一点上，是起了作用的。
抗战中间，毛主席到重庆和谈时，有一天，访问中苏文化协会，我作为协会负责人之一，出面接待，由王炳南同志陪同毛主席到会访问。当介绍到我时，我的名字和翻译马恩著作的曹葆华同志的名字一字之差，主席就问我们是不是弟兄？我答：“不是的，他是四川人，我是河南人。”毛主席即刻问道：“河南什么地方？”我答：“豫西卢氏县人。”毛主席又问：“卢氏有位曹植甫老先生……
我没待毛主席问毕就答道：“那是家父”。接着就问主席：“家父一生在山区教书，从未出过门，主席怎么知道这名字？”
主席答道：“我从鲁迅文章中知道的，鲁迅给他写过教泽碑文。可惜我不曾到过卢氏，有朝一日倘能到那一带时，一定去拜访他的。”
我说：“谢谢主席，家父知道，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解放初年，他曾是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因年高山路难行，未能出席。
以上云云，均属身边琐事，但是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