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医师在注册医疗机构外另辟地方行医的，或者执业医师辞职后、离职后、退休后在任一地方行医的，即使没有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也不能再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医生都是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监管层逐步将医生多点执业推向合法的背景下，此次最高法更新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将进一步松绑医生群体。
这条消息利好的不仅是医生群体，从患者的角度更意味着医生劳动方式的增加和医疗服务的增量，对整个医疗体系尤其是民营医疗体系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商业机会和操作空间。
尽管近年来由莆田系引发的公众事件影响着外界对于民营医疗体系的认知，但事实上，在资本大鳄及互联网力量的多方参与下，非公立医疗体系的面貌正在被重新塑造。
监管层面不断释放利好，医疗行业的巨大投资前景，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新技术，都给非公立医疗体系注入了更多可能性。
在公立医疗体系被缓慢改变的同时，非公立医疗体系的发展，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作用，也将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
非公医疗体系的发展事实上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供给，对互联网医疗创业者而言，这意味着将互联网技术落地到实际的诊疗中将拥有更多抓手。因此，风险初现的时候，机会也在孕育中。
更值得注意的信号是，随着监管层不断加大对互联网医疗的管理力度，这意味着行业已经迎来重要拐点。
在涂宏钢看来，国家一旦开始立法，就说明行业确实已经进入最后的整合阶段，需要由国家开始执行监督和规范，这无论是在电商，还是在网约车、共享单车行业都会出现。
“国家立法是行业的标志，这代表行业规模已经很大并且足以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如果规模过小，那国家也不可能讨论并推行管理办法。行业又将掀起新一轮的风暴。各个公司都应该开始采取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