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旭认为，通过这几年线上线下的两拨换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已经饱和，进入存量博弈的阶段了。如果没有很强势的差异化产品，没有很强的资本，是很难在中国市场立足的。但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换机刚进入高潮，大概相当于中国2012年、2013年的市场行情。在同样的资金条件下，酷派在海外市场有更好的投入产出比。
孙昌旭建议，酷派现在需要在国内压缩开支，同时将自己的国内品牌形象转变得更加年轻。在海外重新集聚力量后，等到国内市场出现一波新的换机高潮时，再杀回来。
但不论如何，这260多名应届生已经成为了酷派应对危机的牺牲品。秦宇表示，直到现在，酷派对于解约的事情都没有官方说明和道歉。他和同学们在回复解约邮件时保留了相关权利，等工作找好了再做集体维权的打算。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梁枫认为，三方协议是学校就业部门和学生以及就业的第三方签订的预先约定，在法律上是一种民事意义上的约定，目的是将来签订正式的就业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为了预期合同的目的进行了某种约定，如果一方撕毁这种预先约定，在法律上可以认定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原则是赔偿无过错一方为签订合同所付出的努力及造成的损失。但就三方协议而言，在实践中很难量化和计算学生为这个事情所受到的损失，这实际上是一种就业机会的丧失。如果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赔偿金额就要按合同履行，但没有约定金额，公司拿出一部分钱也是可以理解的。”梁枫说。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胡彩霄表示，除了约定的违约金外，酷派的违约行为给学生带来了损失，学生可以根据损失的大小要求赔偿。“赔偿金包括来回的交通费，在网上制作简历的费用，甚至有人还提出过购置服装、找房子的费用，但公司可能只给你（赔偿）直接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