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冷水洗脸，一大杯黑咖啡，转头埋在小山似的资料中。
中午，大家去食堂，他盯着电脑喊一声：“两个烤苞米。”没有烤苞米，他就从书包里掏出两片皱巴巴的面包。
下午，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校内外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找他请教。
半夜，他不出差就加班，有时还会和一些专家电话交流。
“黄老师经常会接到一些单位的电话，就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棘手问题征询意见，时间多半是在后半夜。”
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中船重工、浙江大学……多个部门和机构里，我们都能找到和黄大年相熟的专家。就连黄大年团队里的成员，也很难搞清楚黄大年同时在承担多少工作。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担心：“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这么下去，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
这位“拼命黄郎”却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恨不能一分钟掰成八瓣儿用的“拼命黄郎”将自己的生命发挥到了极限。昏倒和痉挛的频率增高了，劝他去体检，他总以忙来推脱……
黄大年陀螺一样转着。墙上，2016年11月的日程表记录着他生命中最后的行程：北京——宁波——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成都。
2014年8月8日，在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2号井拍摄的黄大年（资料照片）
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之后再没任何记录。看着我们疑惑的眼神，黄大年生前的助手、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于平哽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