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另一个失误就是日本企业基本没有长远战略，其在中国的投资只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廉价的生产基地，没有长远战略布局。只注重短期利益，缺乏双赢思维，甚至呈现出抗拒本土化的倾向。
尽管日企是第一批来中国淘金的跨国企业，但他们来中国的原因，并不是认识到了中国市场未来的巨大潜力，而是在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后的无奈选择—必须到海外进行生产加工，以降低由于日元升值抬升的经营成本。在2000年之前，他们普遍低估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在2000年之后，他们又普遍夸大中国市场的经营风险。
战略上的短视，使得日企在面对中国消费者时，普遍轻视品牌管理，弥漫着盲目的自信情绪。对内则发展出相对封闭的企业文化，普遍不愿意擢升中国员工担任管理层，高层中很少有中国人或华人，在关键决策上依赖日本人内部沟通，导致决策缓慢，典型如日企在手机市场的集体溃败，其产品更新速度仅为欧美和韩国企业的三分之一。研发上也同样如此，与欧美等跨国企业相比，日企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积极性、深度、力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及。
“一流产品销日本，二流产品销欧美，三流产品销中国”，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日本企业的普遍感觉，部分日企在中国存在狭隘傲慢的心态，奉行歧视性经营和双重标准。比如在中国生产的某些丰田车只配两个气囊，而在国外市场上投放的车则普遍配有5个气囊—这不仅是商业道德的缺失，也是对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漠视。
总之，在中国的日企都是一副随时拔脚就走的心态，把中国的国家风险无限放大。时至今日，日本企业的指导思想一直如此，这也是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越走越窄的根本原因。如果在中国市场一直如20年前那样称霸，日本家电企业不会如现在那么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