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也是“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中国 156项重点工程中唯一的水利项目。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从酝酿决策到规划编制，从技术设计到机构组建，从工程开工到两次改建直至正常运行后综合效益的发挥，自始至终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为解决工程遇到的重大难题，1958年4月、1959年10月和1961年10月，周恩来三次亲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现场，并在三门峡和北京主持召开两次专题会议，作出了关系工程建设大计的重要决策。
一、民主决策，凝聚共识，确定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目标
万里黄河，横贯九省区，是中国的第二长河。由于黄河泥沙含量大，下游河床逐年淤积抬高，成为“地上悬河”。千百年来，黄河下游屡屡决口改道，泛滥成灾，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即把治理黄河列入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
毛泽东曾多次论及建设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对根治黄河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即选择了黄河，并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他指出，历代王朝都治黄河，但都没有治好，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周恩来作为肩负治国安邦大任的共和国总理，亲自挂帅，倾情倾力领导黄河治理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
1954年，黄河规划委员会组织数百名国内专家，会同苏联专家一起，编制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治理黄河的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同年 11月 29日，按照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听取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基本情况”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会上指出：根治黄河的方案，不仅解决了对我们危害最大的黄河洪水，而且帮助我们解决了灌溉、发电问题和将来的航运问题，这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最迫切需要的。黄河规划主要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方案，今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分头组织力量加以实施。（ 参见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59页。） 为进一步统一认识，周恩来亲自做说服工作，把陕西省各界相关民主人士请到国务院，讲述“淹一家救万家”的道理。
1955年5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会议听取了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的汇报，原则通过《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7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决议确定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根治和开发黄河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要求国务院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保证工程的及时开工，拉开了向黄河进军的序幕。
1955年8月，黄河规划委员会委托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大坝和水电站。 1956年底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提出大坝和水电站按正常高水位 360米一次建成， 1967年前正常高水位保持在350米高程，1961年第一台机组发电，1962年全部建成。由于初步设计选定的正常高水位，对关中平原影响很大，因此引起了争论。
对于决策工作，周恩来鼓励争鸣，博采众长，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得知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不同意见后，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要充分讨论，进行民主决策。 1957年初，周恩来听取柯洛略夫有关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的汇报。他边听边记，不断提出问题。2月9日至月底，邓子恢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审查会。与会人员包括专家、学者和黄河流域各省的代表共300余人。会议期间，邓子恢与刘子厚、李葆华、刘澜波、马兆祥等向周恩来汇报会议情况。周恩来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工作进度和效率予以肯定，赞扬了有些专家敢于直抒己见、提出不同意见的高度负责精神，并指出：“对于高坝大库这个方案，我想说两条。第一，苏联专家好的、正确的意见，必须积极采纳；第二，在苏联是成功的东西，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三门峡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7页。）
对会上的几种不同意见，周恩来要求进行一次模拟试验，分别按三种不同的坝高设计，测定一下汛期最高水位情况，并要提出豫、陕、晋三省被淹地方和良田的具体数字。他号召专业人员要深入实际去摸索、调研、勘察、研究论证，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后再作出结论。这些要求彰显了周恩来对治黄事业的科学审慎态度。
1957年5月24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49次全体会议，提议水利部邀请各方面专家研究讨论三门峡工程的泥沙问题。6月，水利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主要由各方面水利专家参加的讨论会。经会议讨论，大多数意见主张维持原设计方案，建议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分期修筑，水库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分期移民，认为初期运用水位 340米高程较为合适。根据上述讨论意见，周恩来指示黄河规划委员会致电苏联，请暂缓进行技术设计。1957年11月和1958年3月，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分别批准了设计任务书，决定大坝正常高水位按360米高程设计，350米施工，泄水孔底槛高程降至300米。
1958年3月，中方赴苏代表团向苏联提出修改设计的要求，但苏联方面以闸门启闭困难和需要延长工期为由不同意修改原设计方案。国内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意见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各种争论持续至 1958年4月，三门峡工程开工已满一年。当时按原 360米高程设计方案已浇筑混凝土3万多立方米，若再改变设计，势必影响施工进度，工程建设方面急需中央确定最终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在各方意见仍不一致的背景下，为听取更多意见，凝聚各方共识，确保工程按时竣工，周恩来亲临三门峡市召开现场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秘书长习仲勋一同参加会议。1958年4月21日至24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现场会议召开。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发言热烈，气氛十分活跃。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不论哪位同志发言，他都走过去坐在身边，认真听，详细记，不时插话询问。会议一直开了三天多，讨论了水库规划、防洪、水库寿命、水土保持以及工程设计与施工等问题。
24日晚，周恩来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总结报告，主要讲了防洪、水土保持、泥沙控制、库区移民、大坝高程、综合利用、工程技术方针等12个方面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兴建的三门峡工程，是改变黄河流域面貌的一个重大措施。”他深刻阐述了上游与下游、一般洪水与特大洪水、防洪与兴利、局部与整体、战略与战术等辩证关系，明确指出，三门峡工程的建设目标应以“防洪为主，其它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原则。还特别强调了水土保持、整修河道和修建干支流水库等治黄措施的重要性。强调“不能孤立地解决三门峡问题”，“要同时加紧进行水土保持，整理河道和修黄河干支流水库”，鼓励大家要有理想、有气魄，改变黄河流域的面貌。为了解除陕西干部的顾虑，周恩来提出水利工程建设要统筹兼顾并留有余地：“把西安损失了那是不对的，宽打后要窄用，水利工程要非常谨慎。窄用是战术上精打细算，应该每一公尺也要计算，数才是定标准的意义。”对于争议问题，周恩来表示还可以再讨论。他说：“你们回去写信给我，或者写文章来争论，来讨论，在报纸上也可以。我们继续还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样才能使我们根治黄河工作做得更好。”（周恩来 1958年4月24日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现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现场会突出了整体利益，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进一步明确了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对治理黄河特别是对下游五省防洪的重要作用，基本上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凝聚了共识。会议确定了三门峡工程的目标应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设计原则；确定了三门峡工程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分期运用和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设计方案。会议讨论并作出的决策，使中方与苏联专家就降低实际运用水位和泄水孔底槛高程取得一致意见，保证了工程设计施工的顺利推进。
1958年5月24日和6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召集有关部门继续研讨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召集有关省的负责人进一步交换意见。6月29日，水电部党组根据各方面研究的意见进行了综合，向中央写出了《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同日，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写信说明修改工程设计的情况，请中央作出最后决定。根据周恩来确定的几项原则，中央批准了三门峡工程的最后方案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河大坝按正常高水位 360米高程设计，第一期工程先按 350米高程的蓄水位施工；1967年前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高程，泄水孔底槛高程由320米降到300米，死水位高程由335米降到325米，第一期工程大坝坝顶先修筑至353米高程。
关于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目标和运用方式的争论，历时一年半，在周恩来的大力协调下，各方意见基本得到统一。周恩来提出的“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后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历次改建所遵循的重要原则。
二、勇于担责，批准改建，使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焕发生机
三门峡水利枢纽于 1960年9月蓄水运用后，水库碧波荡漾，黄河下游也开始出现河槽下切、泥沙冲刷的好势头。但由于对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估计不足，蓄水运用一年后，水库发生严重淤积，有91%的泥沙淤在库里。至 1962年3月，330米高程以下库容由原 59.3亿立方米减至 43.6亿立方米。库区淤积“翘尾巴”上延，潼关站 1000立方米每秒的水位抬高4.31米，渭河口出现“拦门沙”，致使渭河下游过洪能力降低，两岸地下水位抬高，农田淹没、浸没、盐碱化面积增大，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周恩来积极面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出现的各种困难，勇于承担责任，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工程最终改建成功。
为了减缓水库淤积和渭河洪涝灾害， 1962年2月，水电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决定，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汛期闸门全开敞泄，这样库区淤积有所减缓。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虽然较苏联设计降低了 20米，但仍高出河床 20多米，导致入库泥沙有 60%淤在库内，潼关河床高程逐步增高。 1964年丰水丰沙，问题更为突出。水库汛期淤积的泥沙汛后冲刷出库，形成小水带大沙，下泄的泥沙淤到下游河道主河槽内，使下游河道进一步恶化。1962年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流排沙设施，加大泄流排沙能力。会后，周恩来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商量解决办法。1962年5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6页。）1962年8月和1963年7月，遵照周恩来指示，水电部在北京召开了两次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讨论会。对于如何解决三门峡泥沙问题，意见极不统一。大多数人认为，增建设施可以减少水库淤积，情况可以改善。但也有很多人反对改建，甚至还有人主张炸掉大坝。
1964年5月3日，周恩来与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等人讨论研究黄河三门峡泥沙问题，要求钱正英等下去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召开治黄讨论会。6月10日，周恩来批评关于蓄水拦沙的治理方案没有借鉴分析苏联经验，上马有些急。他说：“三门峡工程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上马了。这个工程我过问过，我有责任，搞不好，见马克思不好交代。”（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第 232页。）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周恩来在北京民族饭店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周恩来参加了六次会议讨论，他鼓励大家多发言，尽可能把问题说透，以便解决问题。他说：“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又强调指出：“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556页。）周恩来耐心引导大家互相听取不同见解，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 12月18日，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作了重要的总结讲话。他说：“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看到变动的情况。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大家要时常多想想。因为，黄河的许多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这一点要承认。”（《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61、562页。）持反对改建意见的与会人员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下，也同意了改建方案。
周恩来提出治理黄河总的战略方针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周恩来经济文选》，第 557页。）。最后，会议决定本着“敞开排沙”和“径流发电”的原则，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会议批准了“二洞四管”改建方案，即在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同时将原建的八条引水发电钢管中的四条改建为泄洪排沙钢管，以加大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者指明了奋斗方向。
北京治黄会议后，周恩来仍关心着三门峡工程的改建。1965年1月18日，水电部党组《关于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送给周恩来并报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特别加上注解：“经计委批准已于今年一月开工”，并对报告作出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国务院副总理和有关各部委、各省、市同志。此件系水电部在去年十二月召开治黄会议后于今年一月写的报告，比较全面，并对过去治黄工作的利弊和各种不同意见做了分析。”（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第91页。）
1968年三门峡第一期改建工程完成后，库区的泥沙淤积有所减缓，但仍有20％的泥沙淤积库内，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仍继续淤积，关中平原的工农业生产仍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彻底解决库区淤积，发挥已建工程的效益，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需进一步改建。为此，周恩来作出了进一步改建三门峡工程的指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9年 6月 13日至 18日，国务院委托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主持，在三门峡召开了有豫、陕、晋、鲁四省和水电部的领导参加的会议，研究确定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和黄河的近期治理问题，并向国务院和周恩来呈报了《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改建及黄河近期治理问题的报告》。 1969年，三门峡工程实施第二次改建，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 1973年改建工程完成，水库开始按“蓄清排浑”方式运用，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的泥沙淤积问题。
周恩来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问题始终挂在心上。 1970年，周恩来接见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时，特别询问了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效果。 1974年12月，周恩来在病榻上看到《人民日报》刊发《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专题报道后，立即让身边工作人员询问并核实相关情况，殷殷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三、呕心沥血，统筹全局，使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发挥最大效益
周恩来不仅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史上的两次重大决策起了关键性作用，而且对事关工程建设的细微环节也倾情倾力、倍加关怀。在组建工程机构、调配干部和技术人员、批准工程设计任务书、确定水库蓄水位高程、水轮机组焊接与安装、施工人员的劳动保护等问题上，他都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亲自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1955年12月6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湖北省省长刘子厚调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1957年5月兼任中共三门峡市委第一书记）。1956年1月3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7月迁驻三门峡工地办公，从而确保了大坝施工的组织领导和有力指挥。在周恩来的关心领导下，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如期开工。
周恩来还十分关心工程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为解决大坝的拦洪、蓄水和发电等问题，1959年10月12日晚，周恩来第二次来到三门峡。随同前来的有水电部、石油部、农业部、黄委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及陕、晋、豫、鄂等省的负责同志。他一下火车，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就立即在三门峡交际处主持召开会议。会上，他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汇报，同大家一起讨论三门峡水利枢纽 1960年拦洪蓄水和今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并研究了陕、晋、豫三省的水利与运输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多。次日早上，周恩来来到大坝工地，深入到工人中了解施工情况。当了解到在大坝廊道里的灌浆工人，由于廊道潮湿、长期不见阳光，不少人患了关节炎时，周恩来立即指示国务院牵头，由卫生部、水电部、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组成调查组，到三门峡工地了解灌浆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情况，及时为工人配发了太阳灯、电疗器等医疗器械和毛衣、毛裤、皮袄、皮裤等保暖防潮用品。同时在工地上建起了烘干室、取暖室和医疗室，成立了保健食堂，并把患有关节炎的工人轮流送到北戴河、青岛等地疗养，使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
周恩来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使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1960年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洪后，急需安装用于启闭闸门的 350吨门式起重机。按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而由于此时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拖延不供。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坚持走自力更生道路，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责成有关部门为三门峡工程建设解决困难。太原重型机器厂承担了此项任务，解决了三门峡工程建设的燃眉之急。由于苏方扣留相关资料，使得因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运到三门峡后无法安装。1961年7月，周恩来请农业机械部副部长沈鸿、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和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等人，研究具体解决方法。他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上报的试验计划上批示，把全国各地有丰富焊接经验的技术专家和专业工匠集中起来，集体攻关，并让农业机械部和水利电力部的负责人到现场指挥。在沈鸿主持下，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开始实施焊接。1961年10月8日至9日，周恩来第三次来到三门峡。他一到现场，就去看水轮机转子，并问沈鸿焊接牢不牢，会不会出毛病？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周恩来叮嘱说一定要保证质量。随后他勉励工人们，要为三门峡工程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三天后，水轮机转子焊接完成。1962年2月，第一台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并成功进行了调试运转。
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周恩来始终萦绕于心。 1969年5月，周恩来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去，研究工程改造，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清华大学水利系迁至三门峡办学长达九年之久，进行教学、实践和科研三结合，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为三门峡工程的成功改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周恩来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高度重视，不仅在重大会议中多次讨论有关问题，还号召广大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深入三门峡工地开展调查研究和宣传报道。在周恩来的大力倡导和直接关怀下，仅《人民日报》就对工程建设进行了 20多次报道。国内众多知名文学艺术家到三门峡现场采风，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如郭沫若的《颂三门峡水库工程》、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光未然的《三门峡大合唱》、徐迟的《三门峡序曲》等。这些作品不仅鼓舞了工程建设者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干劲，也造就了中国文艺史上的精品佳作。这些作品一直流传至今，经久不衰，成为三门峡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为之骄傲和自豪的精神财富。
据史料记载，1952年至1975年，周恩来就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召开专题会议、作出重要批示、约谈相关人员等即达百余次。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从酝酿建设到改建成功，是周恩来长期关怀和科学指导的结果。大河汤汤，岁月奔流。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运行后，在防洪、防凌、发电、供水、灌溉、减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综合效益日益彰显，并在培养人才、提供借鉴和发展旅游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周恩来倾情倾力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历史见证，是一座铭刻周恩来治水伟绩的历史丰碑。周恩来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的历史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
〔作者杨献珺，中共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河南三门峡 472000〕
